记者在徐静村教授家中进行采访。

徐静村教授的书法作品《公为魂》。

　徐静村教授给记者翻看《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一书主要撰稿人页。

　　11月的重庆，潮湿中带着几分秋意。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一处住宅中，记者见到了86岁高龄的徐静村教授，他面带微笑跟记者打招呼，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一如照片上给人的感觉，睿智、和蔼。

　　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这些身份与荣誉背后，是徐静村作为老一辈法学家对法治的孜孜追求、对学术的赤诚求索、对教育的躬身耕耘与对己身的严格要求。

　　壹·立志将一生奉献给国家法治事业

　　走进徐静村家中，一进门，便能看到左侧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公为魂”三个大字笔力雄健、气势磅礴。这不仅是他一生坚持的法治追求，也是他迈入无边学海时的有力起笔。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少时期，徐静村就立志为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力量。

　　1940年，徐静村出生于四川省江安县。祖上耕读传家，他幼时便在设馆于家中的私塾从学于祖父。

　　然其出生4个月即丧父，12岁丧母。初中时期，徐静村已无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学业。初中毕业后，他停学一年，外出打工。

　　“通过打工攒了一笔钱后，我就到重庆参加高中招生考试。”1956年，徐静村以优异的成绩被当时重庆最好的中学——巴蜀中学破格录取。

　　三年时光在努力中度过，1959年，即将毕业的徐静村面临未来专业的选择。就在前一年，复旦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第一批设置原子核物理专业。徐静村了解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专业对国家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便决定报考。

　　距离高考仅剩八天，巴蜀中学校长找到徐静村谈话，告知他有一个国家绝密专业来校选拔学生，最终选中包括徐静村在内的3名学生。于是，学校动员他从理科转向文科备考。

　　“其实我的文科功底比较好，文史地各个科目，只需要投入两成精力就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但是对于数理化，我要花费八成精力，才能够与文科成绩大致持平。”徐静村回忆道，由于他原本报考的是理科，文科复习资料早已被同学拿走。短短八天里，他在没有任何课本资料的情况下复习并最后参加了考试。而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徐静村被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录取。

　　“原本我没有考虑这个方向，既然国家安排我学习法律，我就要沉下心认真钻研。”为了尽快熟悉自己即将踏足的专业领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一个月里，徐静村在巴蜀中学图书馆查阅各类法律书籍。

　　开学当日，徐静村背着铺盖卷步行到校。这一天，他写下一副对联：“大道成于斯，万里鹏程今起步；良法公为魂，无涯学海细求真。”从那时起，他立下志向，将一生奉献给国家法治事业。

　　贰·选择诉讼法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入校后，徐静村便投入到繁忙的学业中。

　　“当时，学院开设的法律课程较少，侦查课程占比很大。”徐静村说，学校开设的法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学习。侦查领域的课程则十分细致，刑事侦查总论、侦查实务等方面还细分了多门课程。此外，还要学习各类武器的使用、车辆的驾驶，等等。

　　入校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徐静村聆听了西南政法学院王洪俊教授讲授的《人民检察》课程。这门课一共30个课时，讲义只有薄薄的一沓纸。

　　1954年9月21日，第一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通过。依据这部法律，学院组织教师编写了《人民检察》课程讲义。编写完成后，讲义由学校印刷厂自行印制，内容非常简略。

　　受学院指派，王洪俊负责教授这门课程。他课讲得很细致，除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内容，还讲了检察机关部门设置、工作程序、职能定位与作用。

　　这门课程，徐静村学得很认真。

　　四年的学习经历，给徐静村往后的工作与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3年，徐静村以全优的成绩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

　　“原本，我被分配留校当老师。”徐静村犹记得，后来到学校报到时，校方告知他的工作安排有变动，四川省公安厅已将他选调过去。

　　本科期间的扎实学习使徐静村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在四川省公安厅等部门工作的十余年间，他常因工作原因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打交道，对于检察机关的实际工作情况有较多了解，对检察工作也十分关注。

　　其间，徐静村曾有离开公安司法系统、去往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但他都没有接受。在他心中一直存着一份念想：母校一旦复办，就回校教书。

　　1979年，徐静村如愿回到母校任教。多个教研室向他抛出橄榄枝，他最终听从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诉讼法教研室。

　　从师生到同事，王洪俊对徐静村的学术生涯影响颇深。当时，王洪俊认为如果程序制度不完善，实体法的实施就缺少保障，因此建议徐静村的研究主攻刑事诉讼领域。曾对徐静村本科毕业论文给予高度评价的指导老师、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科初创者廖俊常教授，也一直劝说他加入诉讼法教研室。

　　“选择诉讼法作为研究方向，我是经过深入思考的。”毕业工作后的十余年里，徐静村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也由此深刻了解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程序法层面，当时只有公检法各自的内部规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分别制定了本系统的操作规范，但无统一法律，三套规范之间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案件移送也没有统一标准，各地执行较为混乱。

　　恰在徐静村回校执教那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通过。这部法律吸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经验，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依法惩治犯罪、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徐静村认为，囿于当时的条件，这部刑事诉讼法有些规定较为原则，与较完备的刑法条文相比，问题更为明显。

　　为此，徐静村深耕诉讼法领域，提出一系列鲜明观点。他最早提出，在案件侦查阶段应将涉嫌犯罪的人定位为“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收容审查的做法应予废除、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辩护人等重要观点。

　　1996年1月，徐静村应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参加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许多观点被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纳。

　　2000年，徐静村提出应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的主张并启动21世纪中国刑事程序改革课题研究。倾注了三年的时间与精力，该课题成果出版，引起了立法机关、诉讼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修订纳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2004年6月，司法部将重点课题“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交由徐静村主持。

　　组织课题组讨论统一认识、在20余个省市开展调研、起草修改拟制稿条文、向实务部门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徐静村不仅带领课题组完成成果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参考，还出版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一书，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产生重要影响。

　　四十余年来，徐静村共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述总字数约1000万字，研究成果丰硕。王洪俊与其一同参与编撰的《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便是其聚焦检察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梳理检察理论、检察制度及其发展历史的著作

　　采访开始前，记者留意到客厅书桌上摆着一本绿色封面的书籍，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将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让国外关心中国的人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中央组织编纂《当代中国》丛书，由各相关机关分头撰写。

　　当时，已经回校任教七年的徐静村收到两份邀请函。这两份邀请函均为《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邀请，其中一封来自最高检。

　　谈及受邀的缘由，徐静村告诉记者，他自1980年起担任《西南政法学院学报》（现《现代法学》）编辑，1983年开始担任副主编，1990年至1996年担任主编。其间，他曾编发过最高检原研究室主任王桂五等同志撰写的文章。同时，因聚焦诉讼法领域的研究，他也撰写了相关论文。徐静村认为，正是这些学术经历，让自己收到最高检的邀请，参与《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一书编写工作。

　　巧的是，王洪俊也收到了来自最高检的邀请函。

　　“王老师提议，我们二人一同参加《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的编写。”能和王洪俊合作撰写，徐静村非常期待。于是，这两位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师徒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来到北京。

　　到达后，该书编撰总负责人、时任最高检副检察长李士英主持召开研讨会，围绕《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全书的撰写框架展开讨论。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专家形成共识：我国检察制度植根于数十年革命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出现雏形。新中国成立之后，先设立检察署，之后改为检察院，这是本土生长形成的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借鉴了苏联检察制度的部分内容，但没有照搬，更没有移植，而是立足中国国情与实际需要，有自身制度创新。因此，全书撰写需要清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体现本土属性，同时兼顾借鉴域外检察制度发展经验，重点突出中国检察制度特色。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发展史与制度理论。“会议进行了分工，最高检的同志负责发展史部分，也就是全书前两编，包括检察制度发展史、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专门人民检察院工作等。这部分内容，只有最高检掌握完整资料，适宜由他们执笔。第三编，也就是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内容为制度设计与检察理论，交由王老师和我撰写。”徐静村清晰记得他和王洪俊负责的章节。

　　之后的一年间，在王洪俊指导下，徐静村一边承担教学任务，一边执笔写作。

　　1987年，带着完成的书稿，王洪俊与徐静村再次来到北京，向该书的统稿负责人王桂五汇报。二人在北京停留数日，王桂五看完全部稿件后，对书稿质量予以肯定。汇报结束后，王洪俊和徐静村即返回重庆。

　　经过审核，1988年，该书正式出版。拿到成书通读后，徐静村认为，书中历史部分脉络清晰，完整展现了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历次变革。“这本书反映了80年代以前中国检察制度全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系统梳理检察理论、检察制度及其发展历史的著作。”在徐静村看来，它是新中国检察制度研究的奠基之作。自此，西南政法学院成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研究的先发之地。

　　肆·四十余载检察制度研究学脉传承

　　1982年，一直关注检察制度的王洪俊编写了《我国的检察制度》讲义，并开设检察制度课程。同时，他开始进行检察学的开创性研究，提出要创立检察学的学术观点。

　　1984年，在学校支持下，王洪俊开设了《检察学》课程。为了将授课内容编写成书，他邀请徐静村协助整理。最初，徐静村帮助拟定大纲，起草了部分章节内容，但由于其同时承担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讲授以及期刊编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后期未能跟进协助。对此，徐静村深感遗憾。

　　1987年，王洪俊所著《检察学》一书出版，这也是学界公认的系统性阐述检察理论的开山之作。

　　追随王洪俊的脚步，一代代西政学人投身检察学研究，为检察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徐静村所撰写的《简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制度的调整》《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现实与前瞻：重构我国公诉制度的若干思考》等文章，均展现了他对诉讼程序的深刻研究和对检察制度的重点关注。

　　在其之后，徐静村的弟子们，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孙长永等也十分关注检察制度的发展变迁，深耕检察领域研究，撰写出《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学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检察官客观义务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强化检察机关的四项义务》等文章。

　　近些年来，西南政法大学的青年学者也纷纷展开对检察学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了检察学研究的优良传统。2019年，最高检将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确定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研究基地”，西南政法大学的检察学研究迈上了新台阶。

　　2025年，西南政法大学在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学学科体系上迈出关键一步，学校拟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检察学，并于当年底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官网公示。

　　从1960年30个课时的《人民检察》课程，到1987年新中国第一部检察学著作出版，再到2026年招录首批检察学专业的研究生，在西南政法大学，检察制度研究的学脉传承绵延六十余载。

　　谈到近期出版的检察学著作，徐静村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的弟子、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洪浩撰写的《检察制度发展论》一书。

　　“对于检察理论的研究，洪浩一直未停止，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检察权论》。”徐静村说。

　　在该书序言中，徐静村写道：“检察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践与认识过程。书中提出的部分观点与设想，或许会引发进一步的讨论，例如，关于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监督者自身如何被有效监督等议题。但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通过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推动认识走向深入与明晰。”

　　学术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徐静村四十余载教学的追求所在。

　　伍·以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为己任

　　“要传道，先得道；要授业，先精业；要解惑，先不惑。”

　　这是徐静村在返校任教前给自己定下的准则。

　　在徐静村看来，韩愈《师说》中的“道”，源于儒家思想。而儒家所说的“道”，在《大学》里有清晰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为了向学生更好地传授学科知识，徐静村努力钻研，力争站在学科前沿。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特别关注，对律师学、法情报学等领域研究的开创作用，无不体现出他的学术前瞻性。

　　作为教师，不免要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而答疑的前提是先弄懂各种问题。徐静村认为，教师要有“问题意识”，不断探索研究本专业的前沿问题，做到“先不惑”，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实务经验丰富的他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即学生毕业后想要从事法律职业，不仅要懂理论，更要会实操。

　　为此，徐静村任教后即着手两项工作，其中一项便是根据实务部门的真实案例编写实习题集，题集每一节均有讨论案例、思考案例、作业案例，让学生可以依据案例理解理论知识。运用实习题集教授学生，目的在于让学生不只听懂理论，还能掌握实务操作，通过案例巩固课堂所学，最终真正掌握专业知识。

　　除实习题集外，徐静村还编写了模拟法庭素材。开设模拟法庭时，由学生扮演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被告人、证人等角色。同时，也安排学生去法院旁听审判，老师则义务出庭担任辩护人为学生示范。

　　随着执教经验的逐渐积累，徐静村在总结经验与研究心得的基础上，编写出一套“两本制”、更适合本科生教学的《刑事诉讼法学》新教材。这套教材在1997年出版后被国内数十所大学采用，被誉为“新中国第三代教材的首创之作”。

　　龙宗智也参与了这套教材的编写，他表示，这套分上下册的“蓝皮书”教材兼顾学理与实践，后续的教学效果很好。

　　“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让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学生应当拥有魄力，立志在未来取得超越老师的成就。如果学生超过自己，老师应当感到由衷高兴。”徐静村认为，这种心态，教师必须具备。只有一代代人不断向前，学术才能持续发展。也正因如此，徐静村培养出众多优秀法律人才。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谢佑平是他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为了让我接触学术前沿、提高论文写作水平和鉴赏能力，徐老师安排我担任《现代法学》主编助理。”谢佑平说，主编助理的工作经历，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在论证方法与表达方式上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潘金贵读硕士期间就跟随徐静村学习。作为21世纪中国刑事程序改革课题的深度参与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徐老师的‘学术战略思维’。”潘金贵表示，徐老师对学术研究具有极强的前瞻性，这一点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教学上尽职尽责，在日常生活中，徐静村也与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一群学生，一束山花，一顿美食。”同为徐静村学生的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陈坚告诉记者，在校期间，每逢教师节，学生们会自发组织庆祝，“但老师不让破费，我们就爬到学校后面的歌乐山上，采摘一束鲜花送给老师，而老师会把鲜花转送给师母，再请我们一起吃顿大餐。”

　　对学生，他十分关心关爱。谢佑平对记者谈起一件小事：有一天晚上，他感冒发烧，家里没有药，就打电话问老师是否有药。接到电话后，徐静村大半夜将药送到他家中，这件事让谢佑平深为感动。

　　无论是执教初期，还是作为学校副校长，徐静村与学生的关系都十分亲近。在校期间，徐静村家住老校区，下课后时常有学生邀请他一起打篮球。也有学生会在晚饭后前去拜访，向他请教专业问题或是与他交流思想。

　　二十多年前，陈坚曾因毕业后的工作去向请教徐静村，“徐老师建议我到北京去，把理论研究坚持下去。”陈坚最终听从老师的建议，来到最高检工作，后调入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深耕检察理论研究。

　　毕业后，陈坚与徐静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徐老师嘱咐我，要把检察理论研究坚持下去。”陈坚谨记老师对自己的教导，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历经多个岗位的磨炼，现在，陈坚在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分管科研管理与学术研究，还担任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秘书长，走在了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工作一线。

　　多年来，一张张年轻面孔步入大学，走进法学殿堂，一批批毕业生走出校园，走向工作岗位，检察制度研究的学脉，也不断传承绵延。

　　陆·建言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助益法治建设

　　谈到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题，采访已接近尾声。86岁的徐静村在接受近4个小时的采访之后，依然声音洪亮，精神饱满。

　　“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总结苏区以来近百年、新中国成立数十年的法治实践，结合中国数千年诉讼文化，立足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设计中国检察理论体系。”徐静村对于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鲜明主张。

　　论及中国古代诉讼文化，便要提到徐静村开设的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徐静村为研究生开设“古代诉讼制度”课程，讲授中西方古代诉讼制度，让学生从历史角度全面了解诉讼制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宗教、伦理观念、社会意识、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关系。

　　徐静村认为，中国很多诉讼制度的形成时间要比西方早得多。在中华数千年诉讼文化中，存在大量值得研究、借鉴的内容，“例如古代御史制度，对完善当代检察理论有何价值，值得探讨。”徐静村边说边抽出一本古籍《周礼》交给记者，嘱托记者将书带回北京交给陈坚，并叮嘱多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这本书里就有中国检察制度的古代形态，早于西方检察制度上千年。”

　　对于公诉权，徐静村一直以来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003年，在提出应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的主张时，徐静村就对公诉权与侦查权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公诉权天然包含侦查权。检察机关指控犯罪，需要收集、审查证据，自然具有侦查权。因此，他提出，从权属理论看，应当逐步扩充检察机关侦查职能，同时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职能。

　　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开展？“目前由最高检统筹积极推动的做法很好，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成效非常明显。”徐静村表示，检察学研究不仅要吸纳检察机关内部的专家，也要邀请诉讼法、法制史等领域的专家，充分发挥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最高检检察研究基地的作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除了组建专业化研究团队外，还可由高校学者担任学术顾问。

　　“我非常赞成和支持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项工作做好了，能够进一步推动国家法治建设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徐静村以学者之思，寄下殷殷期许。

　　今年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5周年。在检察理论研究之外，徐静村也十分关心和关注检察实务工作。“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高质效办案，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服务民生，为维护公平正义写下生动注脚。”

　　四十载学脉赓续，坚守法治初心，铺展检察理论新篇。

　　“希望年轻一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创造出远胜前人的辉煌业绩！”采访最后，徐静村以赤诚的话语勉励广大法学学子。

　　本版摄影/蔡震 荆仁科